本期臺大心理學系季報很榮幸邀請到臺大傑出校友，同時也是本系大學長─黃榮村教授接受專訪，與各位系友分享成長經驗、求學過程與人生哲理。黃榮村教授多年來活躍於教育界與政壇，是詩人、老師、學者、也是部長、委員和校長，儘管角色不斷變換，黃教授始終保持一顆熱情的赤子之心，持續關愛與回饋這片土地，實踐社會公平與正義。希望透過這次訪談，能讓更多系友與心理人認識這位大家敬愛的師長。

黃榮村教授小檔案

黃榮村教授，一九四七年出生於臺灣彰化，一九六五年曾就讀於臺大歷史系，後轉往臺大心理學系修讀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一九七六年畢業於臺大心理學系博士班，成為創系以來第一位博士班畢業生，專長為認知心理學與人類知覺。一九七七年開始執起教鞭，服務母系，共二十餘年。曾任哈佛大學訪問學者；Carnegie-Mellon 大學、St. Louis大學、與UCLA 客座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講師、副教授、教授兼系所主任；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合聘研究員；中華心理學刊主編；中國心理學會理事長；澄社社長；行政院教改會委員；國立臺灣大學教育學程中心主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民間諮詢團執行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執行長；教育部部長；淡江大學講座教授；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董事長；通識教育學會理事長；中國醫藥大學校長。現任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講座教授；臺灣聲學學會理事長：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臺灣中醫醫學教育學會理事長；中央研究院第二十二屆評議員。

黃榮村教授長期關注臺灣教育發展與社會脈絡，年輕時便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由於其獨特的心理學背景與教育專長，在從事教職多年後黃教授被賦予各項重任，肩負起大眾的期待在不同領域發揮所長、服務社會。一路走來經歷許多風風雨雨，黃教授仍不改初衷，謹記「以蒼生為念」的信念，迎向各種挑戰，並以最誠懇的態度貢獻專業與心力。黃榮村教授的學者風範與人文素養是青年學子們的榜樣，值得敬佩、學習。

老師的家庭背景與幼年生活是怎樣的情形呢？

我出身彰化員林的農村家庭，在員林住了整整十八年（後來老家搬到田中），到臺大就學後才離開。小學與初中的生活很悠閒，讀的小學離家只有幾步路，早上走田埂上學，傍晚在台鳳工廠旁邊的水池岸上，順著水田往上看夕陽，樂此不疲，後來我在台鳳工廠也做過幾年童工，有時在暑假期間從早上八點上工到晚上九點以後，按現在標準大概算是違反勞基法也算虐待童工，但我現在回想起來並無不快情緒。

小時候特別喜歡颱風天，因為颱風過後可以去撿竹筍與田間的田螺，還可在收割後的稻田裡摘黃色油麻菜籽，做為年節紅龜粿的調味色素。鄉土之情就這樣培養出來，而不是靠正規教育，大概是這段經歷，日後我到中部災區負責九二一震災重建時，立刻就成為其中一分子。因為再怎麼看，都是小時候習慣的人與事，景物既不殊，做起事來也不像是在替別人做的。

進入臺大就讀前的求學過程是否可與大家分享？

十八歲去臺大就學之前，我從沒去過臺北也從未進入任何一間大學校園過，小學念隔壁的靜修國小，那時還沒九年國民教育，進初中需要考試，考進員林中學就讀，套句現在的說法是 walking distance。初中畢業畢業證書被學校扣留，不能到外面應考，當時也沒打這個念頭，就直升一直念下去。當時師資水準應該算不錯，很多老師畢業自臺大、成大、臺師大，所以那時英文與數學能力訓練得不錯。

那時的員林應該算是鄉下地方，從來沒有人真正來告訴我今後的人生應作何規劃，或為我指點迷津，當時隨便一個理由都可能不去上大學或者上不了大學，對比今日真有天壤之別，因為這段經歷，我對城鄉差距的嚴重性以及後天培育的重要性有深刻的體會，這種慢慢發展出來的深刻體驗，除了讓我養成獨立自主不求人的生活方式外，更覺得應對下一代多加關注，以免流失上進的機會。我母親也經常跟我講同樣的道理，她沒念過什麼書，但永遠將子女的教育擺在第一位。她是個急性子，是非觀念分明，有戰鬥性格，面對別人的苦痛深具同情心並時時關懷。我在求學、任教與出任公職期間，只要出面參與公共事務有所作為，必定接到母親諄諄教誨的電話，甚或面囑一定要以持平之心，以蒼生為念，不得逾越做人本分。後來我曾有四年時間（自臺大離退），掌理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與全國教育事務，在此期間一直不敢或忘，也期許自己能實踐社會公平與正義，對人類苦痛常持悲憫之心，對未來則常有願景，看來應是與當年出身鄉村，又有母親持續的叮嚀所致。

請問老師，是何種原因啟發您對心理學的興趣，並決定以研究心理學做為未來的志向？

我當年念省立員林中學時，雖然報考大學理工科系是一種風尚，學校說不定也希望我為校好好爭光，但我迷上文學並在學校中引進文星雜誌與文星叢刊，也與同學合編文學雜誌，因此就修文組，報考大學填志願時也只填了13個志願，全部是文學院的科系。後來聽收音機知道自己考進臺大歷史系，心情也很平淡，只想台北不知是個什麼地方。

歷史系讀了一年，開始想要完成高中的初心，那就是文理合一。轉理學院那是一定的，但要轉什麼系還要有個理由與選擇才行。我曾將這個過程發表在臺大演講的「我的學思歷程」之中，內容可以查《大學的教養與反叛》（2014）一書。概略言之，乃係因為我的特殊生活經驗，對夢之解析與對錯覺、幻覺、記憶等問題特別感興趣，也不知如何去打聽，知道要研究這類問題非心理系莫屬，於是安排時間去找那時的系主任蘇薌雨教授，蘇主任說要轉心理系要先暑修微積分與物理，於是我花了整個暑假修這兩門課，傍晚也在椰林大道上一邊看校園暮色一邊看微積分，就這樣進了心理系，之後一直花時間來了解這些問題，更變成是日後研究與教學的主題。我每次與年輕人聊天或演講，總要提醒他／她們莫忘初衷，不要忘了當初為什麼來念這一行的心意，尤其是對醫學生（包括西醫、中醫、與牙醫）的講話，不免會交代一下自己過去的故事。

老師是臺大心理系第十七屆系友，也是系上所栽培的第一位博士。是否可以請您分享當時在校園求學的情形？有沒有印象深刻的事情或人物？

當時的臺大只有六個學院（文理法醫工農），心理系的必修學分不多，所以有很大空間到各學院選課，單是數學相關課就修了二十多學分，也到工學院修編碼與消息理論、農學院修抽樣理論與高等統計學及計量經濟學，到醫學院旁聽方懷時的生理學以及文學院余光中的英詩選讀。那時看存在主義、西方小說、科學哲學書籍是一知半解，看展覽聽演講則是不亦樂乎；同時還與同屆醫科同學（胡海國是聯絡人）定期聯誼，交換精神醫學與佛洛伊德學說的知識，也因此吳英璋及我就與臺大精神科有了緊密關係，吳英璋後來因為專攻臨床心理學，與全國精神醫學界關係更為密切也做出更大貢獻。

我曾在2002年應陳維昭校長之邀，到臺大畢業典禮上做貴賓演講，提到臺大有兩個大家都津津樂道的優良傳統，第一是臺大在過去數十年中，成功的作為臺灣社會抗拒與主動出擊任何不公不義的堡壘與發源地，也作為提升世俗概念的座標。譬如1949年的四六事件與1970年代的臺大哲學系事件等，臺大師生在這些關鍵性的歷史事件中沒有缺席，事後經過數十年，臺大也給予成功的平反。可以說臺大五十多年來從未在重大歷史事件應該要做的事情上缺席，也從未在重大該平反的時候缺席過。第二則是一所大學真正應該盡責做到的本業，臺大可以說是替臺灣甚至是替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與日本），培育學術與社會各行各業優秀人才及領導人的特大號搖籃，臺大在這方面的地位與成就就像日本東京大學一樣耀眼。其實臺大的優良傳統還在持續發展與建立之中，就第一項而言，臺大學生在1990年中正紀念堂的三月學運，以及2014年3月在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都扮演了很重要的主導性角色。就第二項而言，臺大近十年因為有五年五百億之挹注（這是我在2002與2003年時，在教育部規劃推動的特別預算計畫，不過並非沒有爭議），已越來越像一所世界一流大學。

在上述很多事情上，我後來在臺大任教二十多年期間參與甚多，不免會檢討是否與我過去在臺大的大學與研究所學習過程有無關係。當然是有的，在大學部時我就經常在大學新聞、大學論壇、臺大青年寫文章，臧否時事與人物，同時也接交同輩友朋互通有無；在研究所時曾到森林館一樓參與民族主義論戰，這是1972-1973臺大哲學系事件的源頭，後來我在該事件二十周年時剛好擔任澄社社長，因此很自然地幫他們辦個研討會，間接促成臺大校務會議的平反行動。在研究所與博士班時也大力做一點心理學知識普及化的工作，因此分別在幼獅月刊與科學月刊做了幾個相當有規模的專輯，那時還找了好幾位在美國的系友共襄盛舉，後來也結集出版了幾本書，一晃已經幾十年。

回顧過去，常會發現年輕時不經意的撥弄了一根弦，人生的長廊因此充滿了回音。人生是個複雜系統，對初始條件特別敏感；人生也具有合作系統（cooperative system，一種物理系統，人類知覺現象也服膺該一系統之特性）所具有的遲滯特性（hysteresis），就像一隻射出去的時間之箭，除了回憶，是無法重來的。

請問老師，在您求學過程中對您影響最深的人是誰？

一、在大學部一定要提到蘇薌雨、張肖松、鄭發育、與莊仲仁老師。若沒有蘇主任我根本進不了心理系，在我們那時的感覺上，他心中只有心理系與心理學，心理學會開年會時整天坐著不動，中午一定與大家吃便當；我們都修了他的生理心理學，我想他不是很懂這門學問，但那時全國師資很有限沒人會教，蘇老師不得已撩下去，非常認真，教得中規中矩，我想他一定花了很多功夫，事後我們發現有人一直說他不可能有專業能教這門課時（如醫學院想找人教「醫療與文明」，數學系想找人教「數學與文明」之類的課時），我們若真找不到更適當的人教，就會告訴他人不可能天生就會教一門課，這門課多少與你相關，你就準備個兩年再來教吧。當我們這樣要求時，心中其實是有蘇先生的影子做引導的。張肖松老師教比較心理學，在當時兩岸都算是國寶級的女性博士教授，系友會與臺大心理系在2011年出版《張肖松博士手書回憶錄》，裡面有很多師生的回憶在裡面，我也寫了一長篇講了一些傳奇性的故事，請參閱，就不多講了。鄭發育老師教我們實驗心理學，英文發音有德日腔調，他的教學方式非常重視啟發與辯證，我常提出自己看法，他也不以為意，對我日後從事人類知覺與人類決策研究上有很大的幫助。莊仲仁老師是我們的大學導師，連畢業旅行也與我們一齊同遊，一直到現在都是如此，不管是在國內或國外舉辦（包括學術會議），當我們講出這一段時，旁邊的人不是瞪大眼睛就是出現不可思議的表情。

二、在研究所階段一定要提到臺大心理系三公。劉英茂老師是我碩士與博士階段的指導教授，楊國樞老師則是我研究所的授課老師，但我與他們的關係絕不僅於此，我在今年出版《大學的教養與反叛》一書的大學師友人物志中，已經好好地寫了一大段。在劉先生部分是「一生不悔其志的劉老師」，說明他潛心教研五十餘年，多項成就開風氣之先；研究切中要害，在傳統與潮流中找出路；樹立教研典範，以全面提振國內心理學術發展為己任，是一位永不停歇的心理學家，也是建立起臺灣認知心理學教研傳統的奠基者。在楊國樞老師部分則是「楊先生這個人」，說明他是一位具有感染力的學術領導人，在國內一手撐起本土心理學的學術運動；他也是一位君子型但有堅定看法有格局的教育家，主張政學不兩棲、教育中立、與應有培育下一代大儒的計畫；在創立澄社集結有志之士頻頻發聲的時代，他的穩健與練達，鋪就了一個得以均衡與寬廣論政的平台，瞿海源與我分別接下他的擔子，確實共同度過一段美好的時光。柯永河老師是臺灣臨床心理學的開拓者與大家的心理導師，沒有他一生的投入與培育下一代優秀人才及廣結醫院善緣，是不可能有今日的榮景的。我以前常向柯先生說他的個案報告，很像臺灣知名小說家七等生的筆法，我在剛出任臺大教職時也指導研究生做一些心理病理的研究，那時就獲得他的大力幫忙與指導。還有一位是黃一寧老師，可能很多人不認識他，不過吳英璋與我都從他那裏學到不少實驗儀器裝設的電路設計技術。他那時還在美國 Wisconsin 大學任教，回臺大母系客座，他是做實驗心理學的，跟我們很合得來，人又聰明，讓吳英璋與我都獲益良多。

三、好老師不是有一個系所就會有的，臺大心理系值得驕傲與慶幸的就是有好多位全心投入，又認真培育人才的老師，在當年資源嚴重不足時都做得到的事情，希望在今日有更好條件時會做得更好。又，在當年的臺大念書，我們的眼光常飛越到心理系之外，包括到外系選課、聽演講、參與校園與校外活動等，當然有一些對我們影響深遠的人地物，不下於心理系給我們的，這些我稱之為「臺大因素」，是一位年輕人成長過程中的重要元素，就不在這裡贅述了。

臺大心理系已走過一甲子的歲月，系務日漸蓬勃發展，請問老師是否可以對臺大心理系的未來發展給予建議或期許？

我在臺大心理系六十周年時，曾撰寫並報告這六十年來的發展並提出建議（臺大心理系走過六十年的簡短系史，2009），其中最後的總結要點如下：臺大心理系由蘇薌雨教授創建，與鄭發育及幾位教授在艱困環境下，撐出學術研究與人才培育之基礎，嗣後則在劉英茂、柯永河、楊國樞三位教授之奠基下揚帆，在早期困窘的學術環境下得與國際合流，可說是臺大心理系的福氣。路走順了以後當然是更為精進，現在在很多領域已有國際知名度，但今日面對六十年後的新局，應該要走出什麼特色，弄出更多規模，顯然需賡續在前人之基礎上設定mission statement，提出策略性方案，以及可加速推進的行動方案。底下試舉幾點：（1）臺大心理系的標竿系所以何者為準？歐美國家一流大學有些知名系所可供參酌。（2）學界與社會仍期待臺大心理系能在病理行為、集體行為、心靈與大腦功能、社會新興議題上，能提出特殊與具體之學術見解。（3）在人才培育上能再多培育出優秀的博士生，以與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及碩士生共同努力，除了貢獻在學術界外，亦能多進入醫院、公務機構、與獨立創業，以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2012年1月17日在臺大心理系舉辦「臺灣認知心理學流變」全天研討會，我與吳瑞屯、梁庚辰、與葉素玲一齊規劃推動，除彰顯臺大心理系在建立臺灣認知心理學教研傳統上的成就外，也提出「流中有變，匯變成流」的期勉，亦即國際主流流入臺灣，我們必須有能力來調整它讓它生變，之後將這些有意義的學術變化，再匯流出一條具有我們特色的巨流河。

老師是著名的浪漫學者，自學生時期便曾參與多次社會運動，任教於臺大時，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展現知識分子追求浪漫主義的情懷。請問老師是否可以回憶這段往事、與學子分享您的經驗與理想？

我在前面已多少做了簡要的說明，若要更仔細了解，請看下列的回答。

老師最近發表新書《大學的教養與反叛》，內容談及您的故事以及對大學生的期許，是否可以請您分享創作的心得？

每次有重大時間點來臨時，我都想把過去的事做一番交代，以免日後事務繁忙一再蹉跎，以致都不能把過去的經驗留下來。雖然留下經驗也不一定有用，我在最近的書中，尤其是在檢討九二一重建、桃芝風災、與八八水災時，曾提及黑格爾說的話（黑格爾魔咒）：經驗與歷史教導我們，人們與政府從來不曾從歷史學到任何東西，或在歷史所演繹出來的原則上做出行動。但是，我基本上是一種文人性格，知其不可而為之，因此離開教育部一年後要就任校長之前，趕快花三個月時間寫好（當然是已經有保存很多資料）；九二一十周年快到了，再不寫會對不起一齊重建的同仁也對不起過去的災民，又花三個月晚上的時間寫好（同樣的，我老早就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今年二月出版的《大學的教養與反叛》，則是要卸任校長，希望送給參加交接的人以及學校師生，其實更重要的是順便把過去在臺大經歷過的過往，一體成型放入這本書中，因此這本書包含了底下幾個大章節：1.大學生涯不是夢：先從一間校園說起　2.大學與知識分子　3.大學師友人物志　4.大學的定位、辦學與尋找特色　5.大學教育中的人文關懷　6.後記；五月怒辭非關個人、轉了一圈又見臺大。這本書有很多地方都在講臺大的經歷與對我同一代人的影響，其實不同世代的人應該也可以從中獲得一些看法才對。

請問老師平時的休閒活動是什麼？興趣是什麼？（年輕時或現在）

我平時的休閒活動是打籃球與桌球（年輕時還有游泳），現在還在打，但一天打漁三天曬網（應該是一曝十寒更傳神），必須要再努力，要不然體能狀況不能維繫。另外則是聽音樂會，但後來因為人到臺中已快九年，來往不便就少參加了，我以前導生呂紹嘉現在擔任NSO音樂總監，有時要我過去聆賞，後來我也曾邀他與NSO擔任中國醫藥大學的駐校音樂家一年（平路則擔任駐校作家），希望以後能多參加文藝與音樂活動。

老師曾歷經多次的身分轉換，是教授、校長、教育部長，也是主編、詩人、作家，數十年來奉獻心力於學界與政壇，人生多采多姿、精采豐富。請問老師，回顧這些歲月，有何體悟與心得？

最近這十年，我出版了一本詩集《當黃昏緩緩落下》（印刻，2005），三本專書「在槍聲中且歌且走—教育的格局與遠見」（天下文化，2005）、《臺灣九二一大地震的集體記憶：921十周年紀念》（印刻，2009）、《大學的教養與反叛》（印刻，2014）。三本專書分別記述我在負責全國教育事務、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出任中國醫藥大學校長、參與過去及現在重大大學與社會事務之經歷與觀點，請大家參看。

老師卸下校長職務後，仍有許多系友與學生十分關心您的近況，請問您目前的人生規劃為何？

我離開教育部再過了一年後，到臺中中國醫藥大學當了八年半校長，今年一月底卸任，現在是學校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手邊有幾件事情在做：1.教學，開授與認知科學及人類知覺有關課程，協助醫學院系開設心理學課程。2.研究，與邱耀初及林錦宏等人繼續決策行為的研究，並編輯 Frontiers in Decision Neuroscience（Frontiers in Psychology 系列）；從事神經美學經典著作（Eric Kandel在2012年出版的The Age of Insight）之學術譯注與評論；繼續完成有關視觸覺平行與系列性運作之探討。3.其他，擔任「健康與社會」期刊主編、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董事長、臺灣中醫醫學教育學會理事長、臺灣聲學學會理事長等。

不過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有系統地整理有關人文現象（包括文學與認知、視覺與藝術、科學與宗教、心物問題、心靈與意識、行為決策的理性與感性、個體與集體行為病理、災難與生命、人性與教養、文化與集體記憶等），與心理科學之間的關係，並出版專書。這件事情雖然值得大作，但絕非我力所能及，時間也不在我這一邊，因此需要找到願意促成以及願意參與這件事的人，來共同合作，我會來好好想這件事要怎麼做。

最後想請問老師是否有座右銘或人生觀可以與大家分享或鼓勵學子們？

莫忘初衷，全力以赴，人生的風景是自己形塑出來的！